出庭记

－胡司令

　　　　去年十月感恩节长周末，我开车送朋友回家。天高云淡，秋高气爽，路上人车 　　稀少。

　　　　一个丁字路口绿灯转黄，我的车速较快，看四周没人没车，我就没停下，径直 　　冲了过去。

　　　　正要拐入４０３高速公路进口时，后面突然追过来一辆便衣警车，警灯哗啦啦 　　直闪，我心里顿时一沉。那个老警说我闯了红灯。我当时急着送人，就收下罚单， 　　没有太多争辩，只是表明要法庭相见，并可能让朋友作证人。

　　　　闯红灯罚单，除了２００元还要记三个点。有了污点纪录，就比较麻烦。这种 　　情况不同于超速，后者如被告选择上庭辩论，往往是原告主动提出降低超速程度（ 　　和罚金）并取消记点，只要你当时不是超得太过分。而闯红灯是要么彻底认罪挨罚 　　，要么彻底争取无罪，没有中间妥协路线可走。

　　　　原定的出庭日在今年四月，我以同工作日程冲突为理由，在两周前提出改期请 　　求。虽然改到了五月，但没想到更改一下却牵涉了大量的劳动：先去法院填表，然 　　后送到位于另一处的市政府某部门签字，再跑回法院交表。这还没完－－在提出请 　　求一周内，还是要上一次法庭，当着法官的面提出口头申请。我头大之余，感觉到 　　执法部门想以此阻止很多人采用的拖延战术。

　　　　到了五月那天，我请好假来到法庭。坐在听众席上时，碰巧与坐在我后面的大 　　个子警察一起对窗外某件事同时会心一笑。轮到我时，才认出大个子原来就是开我 　　罚单的老警。我没说两句，白人法官就让我再次更改上庭日期，又给了我一次（最 　　后）机会，以便带上证人出庭作证！

　　　　七月下旬，我终于同证人一起来到法庭。朋友从国内来加拿大刚好一年，从未 　　见过这种场合，我比较担心他的英语听力和理解能力（虽然我可能可以要求请现场 　　翻译）。入庭前，我再三嘱咐他：别的事情不用回答，你只要记住强调穿越白线时 　　灯还没红这一点，另外当时周围也没有行人和车辆。

　　　　法官是个有色人种的老太太（听口音好像有点印巴血统），比一般法官更慈祥 　　。两个书记员一看就是那种伶嘴利舌不好对付的白妞。原告警察这次穿了西服便衣 　　出庭，快轮到我时才进来坐在后排。终于叫到我的名字，原告和被告准备上庭发表 　　供词，证人先被要求暂时出去回避。

　　　　先是原告走上法官席一侧提呈供词。

　　　　警官称，当时天气很好，交通灯变红时，我的车离白线估计还有半个车的长度 　　。他是在我后面７０、８０米开外作出这个估计（！）的。他还说，那里的时速限 　　制是每小时６０公里。并宣称我没有停车的意图。

　　　　听到这里，我顿时好像看到赢的希望。

　　　　当让我提问时，我说警官先生您错了，那里的时速不是６０公里而是７０公里 　　。这时法官很耐心地插话，提醒我不要对峙，提问即可（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ｎｏｔ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那里的时速究竟是６０还是７０？

　　　　接着轮到被告站到法官席一侧提呈供词。

　　　　我首先认同警官对天气和环境的描述，能见度不是问题。紧接着我强调当我穿 　　过白线时我看到灯还是黄的。而且，时速限制应是７０公里，而不是通常的６０公 　　里。我指出那段马路的最后一块７０的牌子和接下去第一块６０的牌子的具体位置 　　（我事先作了实地调查），而那个路口位于两个标志之间，所以有效时速是７０。

　　　　我的呈词加上对书记员问题的回答，总结起来是：当时我正以全速（７０）行 　　驶，初见黄灯时，距离白线大约有３、４个车长。一开始确实想刹车停下（而非警 　　察所述），但马上又意识到按既有速度开过去更好，道理是：（１）当时路口没有 　　任何行人，前后没有任何同向行驶的车，左右向也没有移动的车辆；（２）在那种 　　速度和距离下如果刹车过急，有可能把车轮锁住，使我自己和乘客陷入危险。

　　　　所以我自己认为，当时我的判断和决定从安全角度讲，是最明智的！

　　　　其间，书记员问了很多难以回答、容易上钩的问题，比如：“你最初和最后一 　　次看灯，各是什么时候？”

　　　　最后证人被传唤进来，站到法官席上开始作证。

　　　　在形势看来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拉上证人出庭，我赢的机会应该是很大。

　　　　我的证人虽然在加拿大呆的不长，英语不大娴熟，又是头回玩这种西方法庭作 　　证的游戏，但他牢记住我的“过白线时灯还没红”这一点重要嘱咐。虽然出了很多 　　理解和表达的纰漏，但大方向终于没出错。对书记员提的一些疑难问题，他都最后 　　未置可否（其实也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是，在结尾阶段，他开始临场发挥 　　（也许是进入角色了吧），胡说八道起来，结果差点坏菜让我当场晕倒。

　　　　证人回答问题时，突然说我当时准备右拐弯（也许他是想提我穿过丁字路口之 　　后上高速公路的“右拐”），结果被告、原告和法庭三方都一下被他搞懵了！嗨， 　　明明是在讨论直走呀！我急得对他猛摇头，反被警察“揭发”说我私下给证人暗示 　　。我只好道歉不再乱动，憋得红头涨脸的看着证人。当他走下台后，我仍不得不加 　　上一句“证人很可能误解了书记员的问题……”。幸亏，这个不是致命错误。

　　　　当时证人有句回答，令书记员自己也几乎莞尔：

　　　　“被告曾试图停车吗？”（指面对黄灯时）

　　　　“是的，警察叫他停下了。”（那可是事后了）

　　　　扮“白脸”的书记员结束提问时，说道，再问（证人）下去已经没有多大帮助 　　了。听到这话，我的心从希望之巅一下跌入紧张之谷。

　　　　那天的法官是个少数族裔老太，非常和蔼耐心，不像是土生土长。我甚至在想 　　，她大概下意识会多关照有色人种吧（一笑）。她最后总结道，我和警官的描述比 　　较接近，没有太不一致的地方。她决定听信我的证词，判我无罪免罚！

　　　　经过这番“好事多磨”般的心理折磨，我居然还是很快得以当堂洗刷干净！

　　　　我满面春风地和证人走出法庭，抬头巡视后排几位警察，大个子警官早已不见 　　影子。我隐隐有种感觉，他在前一回出庭和我相视一笑后，也许有了在合理游戏范 　　围内放我一马的想法呢（至少他没有穷追不放）？毕竟，那个长周末确实罚得较严 　　；凭我平时经验，我的情况本可以酌情处理的。

　　　　这一回，可谓一洗本人当年首次进加国法庭、在证据有利时反被法官以藐视法 　　庭罪额外加罚之“耻辱”。总算是ＥＶＥＮ，“打了个平手”吧。

　　　　（那时我刚从美国过来，对加国法庭程序了解不够，没能抓住机会，又过分着 　　急，想跳回去说事。这里的法官似乎更重形式，更挑剔个人态度。那次法官以藐视 　　法庭罪在原罚款基础上加罚我５０元，气得我当场骂骂咧咧佛袖而去……好一段时 　　间我一想起这事总恼羞成怒。）

　　　　现在依靠舌头，按本地游戏规则，赢了警察。进步是显著的，经验是值得分享 　　的。但有点需要强调：不要误会本人不重视安全；我其实比一般司机更加仔细和警 　　醒。安全第一，包括别人和自己的。

　　二ＯＯ四年八月于多伦多